創新與標準化：生態創新和環境管理體系對環境績效的共同影響

01

摘要

在本研究中，本文首先分析企業通過綠色專利體現的生態創新是否改善了環境績效。然后評估采用遵循標準化指南的EMS是否可以增強了生態創新，以改善環境績效的潛力。為了測試本研究的預測結果，本文構建了一個獨特的企業級數據集，該數據集結合了來自五個不同數據源的綠色專利、EMS和績效的全球數據。這些數據支持生態創新對環境績效的積極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采用EMS并沒有加強生態創新對環境績效的積極影響，反而會產生組織僵化，從而削弱生態創新與環境績效之間的聯系。此外，本文還進行了一系列額外的測試，以驗證在不同場景中的預測結果。在這些場景中，組織僵化可能是解釋與生態創新相關的環境績效差異的關鍵因素。這項研究對于EMS的設計和采用以及創新與標準化實踐之間的聯合動力以提高績效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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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數據

本文通過結合五個數據源構建了一個綜合數據集（EPO-PATSTAT, Sustainalytics ESG Research, Thomson Reuters ASSET4 ESG, Bloomberg ESG, and COMPUSTAT），該數據集是對可獲得數據期間的五個數據庫進行匹配的結果，重點關注污染行業的上市企業。排除關鍵變量缺失數據的觀察結果后，最終樣本得出了2014-2016年798家企業年度觀察的平衡面板數據，代表了分布在13個行業、總部位于7個國家的共266家企業。本文使用Heckman兩階段估計程序來糾正內生性和選擇偏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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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1.主要結果

Heckman兩階段估計過程的結果如表1所示，模型1顯示了估計規范(1)的第一階段的結果。結果表明，EMS采用率較高的行業中的企業和非綠色專利較少的企業更有可能采用EMS。模型2描述了第二階段，關于環境績效的決定因素，表明綠色專利對環境績效有積極的影響。

本文假設2指出，對于擁有EMS的企業來說，綠色專利對環境績效的影響更大。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從而與假設2相反，綠色專利和EMS之間的交互作用項為負且顯著（β3 = -0.351，p = 0.047）。這種負調節表明，EMS的采用降低了生態創新在實現環境效益方面的有效性。一種可能的解釋是，EMS的采用限制而不是允許動態能力的發展，而動態能力源自企業的綠色專利。

2.補充分析

2.1體制框架

基于資本主義框架的多樣性，本文區分自由市場經濟體和協調市場經濟體。在自由市場經濟體中，企業面臨來自金融市場的壓力，要求取得短期業績。這種壓力要求企業保持靈活性，不斷變革和創新，以提高競爭地位。相比之下，在協調市場經濟體中，企業已經掌握了駕馭制度環境的技能，通過業務流程的監管和官僚化，保護它們免受金融市場的壓力。因此，我們預計協調市場經濟體中的企業比自由市場經濟體中的同行更有能力根據EMS的要求調整其生態創新流程。因此，與自由市場經濟體企業相比，EMS對協調市場經濟體企業綠色專利與環境績效關系的負面影響應該更小（甚至消失）。

2.2行業動蕩

各行業的環境變化的動蕩程度或不可預測性各不相同。在高度動蕩的行業中，企業依靠探索來最大限度地適應：他們需要不斷地更新知識，并顯著偏離當前的技術能力iso9001體系認證機構，以產生創新，這需要加強組織靈活性。相比之下，非動蕩（更成熟）行業的企業在更大程度上注重剝削，這種剝削建立在現有知識、能力和組織結構的基礎上。所以本研究預計EMS對綠色專利-環境績效關系的負面影響在高度動蕩行業的企業中會更大。我們使用行業貝塔值（股票價格變動相對于市場變動的協方差）來應對行業動蕩。貝塔值高于樣本均值(0.96)的行業被認為是動蕩的，表2支持本研究的預期。

2.3結構復雜性

如前所述，采用EMS可能會激勵正規化，抑制生態創新，從而無法采取行動解決方案來最大限度地減少企業對環境的影響。結構復雜性可以通過組織活動進行的地點數量來定義，常被用作組織設計的一個維度，賦予企業更大的適應和改進靈活性。在結構如此復雜的組織中，不同部門的專業人員協同工作，以增加企業知識庫的深度和廣度，從而激發創造力，增強跨部門合作。根據不同地點專家的協作工作開發了一種結構復雜性的衡量標準。這一衡量標準是子企業數量（按員工數量縮減）與協作綠色專利的存在之間的相互作用。本研究預計此類結構復雜的企業更有可能適應EMS帶來的組織僵化，并產生環保的創新解決方案。表2的結果符合我們的預期：對于結構更復雜的企業，β3 = -0.323，p > 0.10；對于結構不太復雜的企業，β3 = ?1.227，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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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假設生態創新和EMS能夠在提高企業環境績效的過程中相互促進，但定量實證分析和隨后的事后訪談卻得出相反的結果。在某些國家、行業和組織層面的條件下，EMS并沒有有助于改善環境績效，而是通過造成組織僵化來降低生態創新的環境效益。這些違反直覺的結果值得進一步探索，并對負責設計環境改善管理工具的企業和機構產生影響。實踐標準化至關重要，因為它可以指導組織實施可以提高績效的系統。然而，標準化的設計需要為動態環境能力蓬勃發展和發展所需的靈活性和活力留出空間，以激勵生態創新來改善環境績效。

原文鏈接：

原文信息：Shiiba, N., Yokoo, H. F., Saengavut, V., & Bumrungkit, S. (2023). Ambiguity aversion and individua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a farmer survey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14(01),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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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莊智濤